18岁！浙江温岭基层协商民主样本迎“成年礼”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沈岙村召开党内民主恳谈商议村庄规划和年度预算

　　灵活的制度、开放的市场、活跃的主体和资本，悄然带动了浙江温岭政治层面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温岭基层协商民主于1999年率先破土。经过18载的曲折发展，这个包含了政府决策协商、预算协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基层协商民主样本在社会变迁中渐成体系，发育成熟。

　　一场学校搬迁之争的化解

　　2015年起，发生在温岭市温峤镇的一场校址之争生动诠释了温岭协商民主的今天。

　　百年老校温峤小学坐落于温峤镇中温岭街上。由于空间有限，学校校舍难以扩张，一到上学、放学时段，窄窄的巷子里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温峤小学校长杨福斌说：“最夸张的时候，学生吃饭、出操要分批分次，除了搬迁别无他法。”

　　“但学校搬迁涉及各方利益，单单通过镇里决策，财政拨款，村里配合执行必然滋生大量基层矛盾。”温峤镇党委副书记金永慧说。要尽可能推动项目、减少矛盾，各级、各类的民主恳谈在温岭必不可少。

　　2015年8月，在迁址建新的共识达成后，温峤镇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党内民主恳谈。“这次民主恳谈，主要目的是明确项目资金来源，打消镇党委内部存在的疑虑。”分管教育的温峤镇党委宣传委员郑岳平说。

　　随后，24个相关村的部分村民(每村3～5人)、镇四套班子成员、温岭市教育部门负责人等110多人召开了第一次“镇-村民主恳谈”。“一开始争议特别大，特别是原址所在地的几个村坚决反对。”金永慧说。

　　“村民担心学校搬走、人气没了，原来的镇中心就会慢慢衰落，经济利益也会受到影响。”上街村委会主任戴雪标说。

　　通过前后四五次民主恳谈，绝大部分与会代表达成一致：学校搬迁新址，原校址改作温峤镇幼儿园，同时对镇中心几个村的发展进行重新规划，进行文化古街区保护和开发。戴雪标说，回到村里再开民主恳谈，村民有问题可以疏导、反映。

　　经过近两年的恳谈、协商，温峤小学终于迎来了破土动工的“新生”。这来之不易的进展离不开温岭协商民主多年发展的铺垫。

　　基层民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镇(街道)-村(社区)-村民(居民)“三级联动”，决策型民主恳谈已成为温岭辖区每个镇、街道进行项目决策的常规方式。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一方面，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党代表直通车、党员民主日等渠道开展对话型民主恳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式预算，村民可以直接参与、监督项目的实施过程。

　　“1999年开始民主恳谈、农民论坛等活动时，我们其实是把它当作思想政治工作来做，出发点是通过民主的方法，改进农村的思想工作。”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说，当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一些问题。“最初是想给大家一个反映问题的渠道，群众参与的热情很高，每办一场会场都是爆满，大家争着抢着说。”

　　经过一两年的运行，民主恳谈的初衷基本达到了：你问我答、你问我做、你问我改让群众参与恳谈热情高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问题的集中反映让基层干部应接不暇，也让基层财政压力陡增。

　　“只考虑少部分人的具体问题无法让民主恳谈的形式持续运行，必须规定一个方向。”陈奕敏说，经过反复讨论，当时温岭市委决定将这种协商表达的形式定义为民主恳谈，并且规定只讨论公共问题。

　　由此，“一事一议”被纳入了公共事务的讨论范畴，并从2003年起推广到行业工资集体协商领域，从2005年开始又在新河镇率先探索参与式预算讨论。

　　“基层民主实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但也不乏来自群众、专家各方的质疑声音。”陈奕敏说。

　　“一开始总觉得很多事情说了也没用，比如预算从来都是政府定的，我们也没工夫去管这些东西。”温峤镇峨嵋山村村民陈亨才说，当时他的顾虑代表了许多村民的观念，如今他已成为本村民主恳谈的常客。

　　“预算协商是民主恳谈的一种自然延伸，参与式预算不能仅仅停留在预算表面的数字和代表们浅尝辄止的讨论上。”泽国镇人大主席张敏亮介绍，2016年，经过民众参与的预算编制、监督，泽国镇调增预算项目8项，涉及预算资金1875万元;调减预算项目7项，涉及预算资金5470万元。

　　协商民主带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温岭建立起的包含政府决策协商、预算协商、工资集体协商、党内协商、政协协商、村社区基层事务协商、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协商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在多个方面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从2015年开始，温岭部分乡镇继续完善参与式预算，让民众参与对单一方面预算使用效果的评估。现在我们不缺办法，需要的是把办法落到实处的真协商、真公开和真解决。”陈奕敏说。

　　十九大报告要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温岭市大溪镇党委书记王剑认为，未来基层城乡社区对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会更高，群众的公共意识会更强。“基层党委、政府决策过程要尽可能科学，求解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源头减少矛盾;另一方面，矛盾出现后一定要放在桌面上，让各方发声、协调解决，而不是小范围的私下沟通。”

　　【专家点评】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

　　经过18年的发展，温岭的基层协商制度体系已逐渐成形，完成成年礼。其成长史启示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它对于推动政府改革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它是调动微观主体能动性，提高村民、市民主体参与感的具体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温岭模式具有可推广、可上升到政策制度层面的潜质和价值。（半月谈记者 吴帅帅）